一指禅

登堂入室 注册于: 24/07/2006 17:56:33 帖子总数: 43 离线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纽约自身经历了一次神奇的脱胎换骨，人口从1850年的50万人增加到300万人，为了建造这个巨大的蜂巢，电梯的发明宣布了摩天大楼时代的降临。曼哈顿区内满是向天空竖起的钢筋铁架，从而被传记作家亨利·詹姆斯形容为"突兀怪异的别针，插在地平线的软垫上。整个纽约像一座巨大阴森的水族馆，电车像凶猛的深海鱼类一样，在建筑物所构成的人工珊瑚之间穿行"。上世纪30年代，欧洲紧张的局势使超现实主义艺术在纽约找到了新的大本营:从马克斯·恩斯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萨尔瓦多·达利，到杰克逊·波洛克。而青年演员、画家、音乐人、舞蹈家、作家像朝圣一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在这里接受一种疯狂全新的艺术启蒙。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堡说:"它与纽约喧嚣放肆的风格相对应，是一种乱涂乱画，色彩丰满，节奏断裂，笔触，刀痕，指印或污渍的大杂烩。"
穷街陋巷里的文艺复兴

　　在这种持久的躁动与发烧状态下，现代城市设施使纽约的某一个部分矛盾地具备着旺盛的罪恶和创造力:当1915年初纽约政府沿着诺勒克斯大道修建地铁，贯通曼哈顿商业地带与哈莱姆住宅区的地铁时，地产投机商在此修建了大批公寓，但随即到来的大萧条使它们的租金狂跌，成批的黑人与新移民涌进了这个新兴的城中之城。截止到1950年，哈莱姆地区的黑人人口达到50万，以至于在中央公园第96街以南地区再也见不到一个有色居民。自此以后，一个古怪有趣的亚文化圈在这个犯罪天堂里逐渐出现:75%的纽约在押囚犯都来自哈莱姆与邻近的布朗克斯等7个区，而上世纪30～50年代的“哈莱姆文化复兴”也为美国提供了从爵士钢琴家费茨·瓦莱，到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等一大干出身草根的艺术天才。

　　在这些天才中，居住在华盛顿高地上的送货小子德米特里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随处涂写自己绰号“Taki183”的举动不仅使自己登上了1971年的《纽约时报》，也使涂鸦，这个来自希腊文“书写”与意大利文“刮痕”的俚语成了一个艺术名词。

　　很快，一批效仿“Taki183”的街头分子就不满足于仅仅在地铁车厢或街角喷上自己的绰号，他们将自己的签名个性化，以求获得特立独行的效果:例如著名的High 149就以一片冒烟的大麻叶作为自己签名中“H”的一横。而Super Kool223则破天荒地将泡沫喷筒的喷头安装在罐装喷漆上，从而使喷出的彩条更为宽大、浓艳，大大缩减了完成一个“签名”所需要的时间，也降低了被警察和铁路管理人员逮到的几率。Phase II则发明了他独特的泡泡字体与立体喷绘，使得涂鸦形象可以在列车奔驰时显出连续动画的效果。涂鸦内容也从文字扩展到卡通人物、政治口号，乃至宗教与神怪形象，其中给予这些街头漆族灵感最多的就是曾一手振兴纽约前卫艺术杂志《东村之声》、并于1969年与1972年分获“雨果奖”与国际漫画大展“黄孩子奖”的著名另类漫画家沃恩·波迪。他所创造的“魔法师奇奇”等人物是当时每个涂鸦者出道时最乐于临摹的形象。

　　在70年代的“喷族”眼里，地铁不仅是最好的画布，也是向其他城区炫耀自己水平的惟一方式。自从1973年Flint 707创作了第一个全车厢涂鸦以来，展示技巧与挑战公共权威就构成了涂鸦运动的两大内涵。1975年，“自由快车”与“不可思议”五人组利用整整一周，完成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全车”涂鸦，将一整列行驶于三号线上的地铁列车漆满了俚语和卡通形象。这场涂鸦的“流派之战”，常常会以械斗告终。借助涂鸦标签，各个团伙之间也像黑帮那样在地铁线路与街区间划分了势力范围，任何抄袭的嫌疑或“越界”创作的行为都可能引发一场冲突。诸如“最后幸存者”，与“前卫”等犯罪性质浓厚的涂鸦黑帮，在70年代中已经将创作地点延伸到曼哈顿中心地带。如同刚刚兴起的说唱乐和街头篮球一样，所有的新手都必须先投靠一个声名在外的涂鸦团伙，以求获得保护和技术上的指导。例如Chalfant和Cooper32就是通过充当涂鸦“大师”Lee的下手，为其作品喷涂边框和背景起家。同样出身于布鲁克林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嘻哈音乐也促进了涂鸦的流行，包括酷力士，闪电大师在内的著名DJ，饶舌歌手同时也身为“漆族”一员，他们常常将自己涂鸦时的签名当作自己的艺名，并从街头涂鸦的警句和俚语中寻找歌词灵感。霹雳舞与街头篮球的竞赛场地也需要DJ的现场伴奏与涂鸦装饰。“所有这一切都是黑人生存，聚合的需要”被誉为布鲁克林区嘻哈音乐教父的Afrika Bambaataa 说:“这些东西存在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黑人为了使自己变得积极，从生活中寻找意义。”

　　捣乱分子与橙剂

　　的确，当时的纽约尽管在艺术上欣欣向荣，却处在美国社会危机的风暴眼里:马尔科姆X与黑豹党的街头革命，越南战争的失败，经济衰退使纽约市政府在1975年几乎破产，不得不依靠福特总统批准的联邦贷款项目度过危机。布朗克斯等7个黑人居住区的失业率在全城高居榜首，LXM的涂鸦作品已经在诅咒美国政府，号召黑人回到非洲建立国家。作为回应，市长约翰·林塞公开称他们为“懦弱的捣乱分子”，代表纽约市政府与纽约交通管理署宣布对涂鸦开战。“涂鸦带给公众的印象是，如果这种反文明行为能够为所欲为，那么犯罪行为很快将在整个纽约为所欲为。”政府发言人杰尔德·勒保于1976年宣布。从当年开始，便衣警察就以10人为一组，在各条地铁线路上巡视，证鉴科也受命对涂鸦的签名进行分析，建立“漆族”档案资料。在两年内被纽约警察局盯上的上千名涂鸦者中，大约27%被以“破坏公共秩序”与“行为不端罪”起诉。涂料生产企业也被迫改进了工艺，将颜料喷罐的喷头焊死，使得涂鸦者无法将其更换为更方便的大型喷头。1977年，交通署配备了代号“Buff”的清洗车，利用高压将混合着化学稀释剂的水流来清除列车车厢与街头上的涂鸦。这一装置被《乡村之声》的艺术评论家理查德·戈德斯坦因称为“破坏艺术的橙剂”，以便把它与美军在越南使用的同名落叶化学药剂相提并论，事实上两者效果确实差不多:除了顽强打游击的涂鸦分子，许多乘坐地铁的乘客、司售人员和沿线住户，都在抱怨清洗剂使他们反胃，喉疼，使得纽约市公共卫生署不得不于1985年拿出630万美元来解决地铁乘务人员的劳动保护问题，这还不包括市长艾德·科赫为地铁列车场加装通电铁丝网所支付的150万美元。经过一番漫长的较量，1989年5月12日，纽约交通署署长大卫·甘恩宣布他们赢得了“涂鸦之战”的胜利，所有曾经被涂鸦过的列车都已经被更换，不过算上纽约交通署花费的1.5亿美元，美国各地政府在10年内一共为涂鸦清除支付了40亿美元。

　　无能的力量

　　越来越糟糕的生存环境迫使涂鸦者们开始另寻出路，尝试在接受主流艺术“招安”，并登堂入室。其实早在1972年，纽约城市学院社会学专业学生雨果·马丁内斯就成立了涂鸦艺术家联合会，在剃刀画廊为Silver tips和AJ161等涂鸦大师举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展，虽然这个协会只短暂地存在了一年，但涂鸦的狂放风格已经与纽约东村艺术家的离经叛道产生了共鸣。很快，包括Fashion Moda，泥浆俱乐部，艺术空间画廊等机构开始定期展出PhaseII，Super Kool 2003等涂鸦宗师的作品，“友好的弗莱迪”也被罗马美杜莎艺术馆馆长克劳狄奥·布鲁尼邀请前往欧洲。在上世纪80年时代广场艺术展上，PhasII的作品以每件1000～3000美元的价格被拍卖。虽然有些激进艺术评论家如苏兹·加布里克认为涂鸦必须要在一种痛苦的歧视状态中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力，但一些出身科班的涂鸦者已经下决心不仅仅把自己局限在街头与喷漆筒里。“巴斯克雅和我不愿脱离涂鸦艺术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欣赏他们，我们不想怀疑他们正在做的。”基思·哈林在回忆自己与笔名“Somo”的让-米歇尔·巴斯克雅做出这一艰难抉择时回忆道:“但同时，将我们自己卷入这个运动对我们又是一个限制。尽管巴斯克雅起初也在街头作画，并且曾经力劝我走上街头，但是他仍痛恨被称作一个涂鸦者。我们曾对涂鸦艺术的世界充满崇敬，然而我们的工作是不同的，我们不愿让整个运动将我们吞噬掉了。”

　　哈林的选择从商业角度是无可非议的，在《艺术空间》对他做了详细介绍后，他的作品可以卖到35万美元，并借助出售自己厂牌的服装与廉价商品成了百万富翁。1987年，巴斯克雅也在纽约举办了首次个展，并以此成为首个纽约《时代杂志》封面人物的黑人艺术家，并吸引了安迪·沃霍尔的注意，两人在其后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拼贴与涂鸦作品。涂鸦的概念也被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艺术家所接受，谢泼德·费瑞的街头时装品牌“Obey Giant”就以街头涂鸦风格的图案独树一帜。网络也成为新一代涂鸦者的新画布，图片博客与电子邮件使得他们不用冒着危险潜入地铁停车场就可以一展身手。仅仅在北美，就有超过2000个以涂鸦为主题的站点，其中最大的涂鸦网站www.graffiti.org就是由涂鸦高手Futura,2000本人创立的。极端地说：离开了街头墙面，涂鸦就很难再被称作是“涂鸦”了。然而，无论曾经是多么强调叛逆、个性，强调不合作与不合法，只要规则的半径稍微再延伸一点点，就能轻易地将这些反叛纳入其中。

　　在离开街头后，涂鸦是否还能保持它的动力，那种来自街头，绝望无归的叛逆精神？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任何一艺术品都不能离开它的土壤，当涂鸦从街头转入画廊时，它的意义绝对发生了改变。框在油画框里的签名已经失去了它那生硬的尖利的棱角”。来自布鲁克林的涂鸦师EZ说，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专供涂鸦的“示范墙”林立的今天，纽约平均每周还要发生三千至五千起针对列车车厢的喷标事件。“长久以来，美国就一直企图以空白的高墙遮蔽它孩子的双眼，这些污染心灵的障碍物不断地在重复，我们从来不会知晓后面发生的一切，除了这样一个事实——你们，而非我们在掌控这个世界。”早在30年前，“垮掉一代”的领路人诺曼·梅勒就在《涂鸦信仰》中写道:“现在是该我们夺回这个权力的时候了。”

涂鸦画到纸上布上，成为登堂入室的艺术，进美术馆、进拍卖行，昔日和警察斗智斗勇的街头小混混变身为著名艺术家；涂鸦印到衣服上、鞋上、包上，和奢侈品牌一起卖出昂贵的价钱，引导时尚和潮流。
走下墙头的涂鸦，似乎再没有更多的出路可以选择。
纳入主流艺术“圣殿”

艺术界一直是喜新厌旧的，不断地纳入新的艺术形态，涂鸦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其由街头散兵游勇转移到美术馆、拍卖行抑或画廊等通常意义下的“艺术圣殿”中，艺术家邱志杰称之为“艺术界的游戏规则”。
两年前，
耐克公司有一个很酷的广告，涂鸦大师大卫·埃里斯与助手正在东京街头涂鸦，喷枪、笔刷、颜料齐齐上马，在节奏强劲的Hip-Hop音乐里边涂边擦，涂的每一笔都引发

　　线条的疯狂运动，并随音乐迅速融入拍好的都市影像背景。广告推销的是耐克的Presto休闲鞋，针对的是狂热的都市时尚人群，色彩极其艳丽，涂鸦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视觉元素，除了现场涂鸦镜头之外，广告中的字体、线条、造型、动画方式都是涂鸦式的，丰富、诡异、浓艳、有一种狂野的爆发力。当时的《LA Week》杂志评价这个广告"模糊了时尚设计、街头艺术与商业广告的界限，在沉闷广告堆积如山的今天让人感到格外心肺清爽"。

　　也许是厌倦了主流设计圈审慎无味的中产阶级口味，这几年来许多新锐商业设计师都试图从以草莽、怪诞、狂野著称的街头涂鸦中寻找灵感。比如负责耐克这个广告的创意与设计的公司Motion Theory就是一个极端崇尚街头艺术的团体，他们工作室大厅的墙上就是一个十二英尺的巨幅涂鸦。而他们中不少设计师当年就是出没于纽约或洛杉矶夜色中的涂鸦者，"在警察局的案底比做过的商业项目更多"。

　　随着90年代城市反涂鸦运动的展开，美国街头或地下铁里用喷漆罐喷出来的花花绿绿的涂鸦签名逐渐消失了，而当年在警察电棍下逃窜为乐的青年涂鸦者中不少才艺出众者则登堂入室，成为新时代设计师中的幸运儿。他们的画布从街角墙壁、地下铁、火车转移到了海报、广告、服装、鞋、帽子、玩具、电视台、游戏厅。工具则从喷漆罐变成了苹果电脑和PS、Illustrator，现在追在他们屁股后头的是那些拿着大把钞票的广告商们，像耐克、阿迪达斯、可口可乐、Levi's......由涂鸦而进入主流设计圈的佼佼者当属Marc Ecko，这个12岁开始混迹街头涂鸦，20岁时就以6件自创涂鸦T恤奠定个人品牌根基的家伙，如今已是数十亿资产的服装品牌Marc United的拥有者。他一直认为，"现在年轻人就是爱突显自我特色，太一般的设计无法引起共鸣，我们的设计就是要引人瞩目、要夸张、要炫目夺人、要让人惊叹！"

　　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如今涂鸦在新锐设计圈是如何集万千宠爱于一身。2001年路易·威登与涂鸦艺术家Stephen Sprouse合作推出一款涂鸦提包，纯黑底上随意描画着简洁浑朴的纯白色英文圆体，没有了街头的粗砺，却是雅致与野趣的结合，成为当年时尚人士的春季必备。克丽丝汀·迪奥(Christian Dior)推出华丽涂鸦图案的长裤、短外套和皮包、鞋子;连法国一向以优雅著称的Nina Ricci也把巴黎花都的风景画面作为皮包上的图案。纽约一家涂鸦风格玩具店Kidrobot的老板与一位资深的涂鸦高手合作，为著名的奢侈品品牌Steuben Glass设计了一款20英寸的水晶玩具兔，售价高达21000美元。另外，结合了实拍影像与涂鸦风格的动画设计也渐成风潮，一些以前卫的年轻人群为受众的频道，如美国的喜剧中心、MTV中都充斥了涂鸦风格的片头、广告、音乐录像带、甚至游戏都开始采用涂鸦式的手绘图形与动画。著名游戏开发商Atari将于今年9月发行的一款新PS赛车游戏《Getting Up: Contents Under Pressure》就专门请了50多名涂鸦艺术家做视觉设计。

　　正在法国留学的女设计师徐千对法国街头的涂鸦艺术情有独钟，她对记者谈起，作为一个设计师第一次看到街头涂鸦时的兴奋，以及设计者对于涂鸦的那种天然亲近感。"我刚到法国第三天，从机场往市区走的路上，看到零零星星的黑漆喷的个性签名，当时就觉得很有趣。后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LILLE，那里盛产涂鸦，我的公寓附近的小马路上就有许多花花绿绿的喷漆签名，看着看着就走不动了，觉得热血沸腾。"许多曾经在涂鸦界混过的商业设计师也都表示，涂鸦是他们对于艺术与设计的理解的起点，包括线条、色彩、造型、组合，以及每一种图形元素所具有的原创意义和普遍情感。他们中间很多人一开始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而是在无数次的夜间突袭中对这些元素不断的加以变化和创新，并乐在其中。一个涂鸦者在设计界立足的第一门手艺大概就是字体。自从计算机成为设计的主要工具以来，大概只有涂鸦者还对字体保持着绝对的热情和品位。徐千在她新近出版的《Graffit & 数码艺术》一书中提到，涂鸦的设计主要就是基于文字的变形，他们的表现方式主要以箭头、文字的体积化、变形、透视及组合来完成。正如一位丹麦的涂鸦者Theis One所说，"当你在墙上涂鸦的时候，你会把所有的时间花在怎么让你的签名更酷更吸引人上面，就一个A字，你会想出340种字体变化，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领悟美学中的平衡与和谐"。涂鸦者对于色彩也有一种独特的理解，这种理解是自由的，随心所欲的，很多设计光从颜色就能看出来设计师是否有过涂鸦的经历。一些高雅的设计师会更加倾向用素雅的色调对比，而涂鸦总是十分浓艳的，色彩对比强烈，随时随地传递一种年轻、愤怒、不羁、兴奋、浓烈的草根情怀，纯黑、玫瑰红、鲜橙、明黄、深蓝是他们钟爱的颜色。

　　涂鸦冲击了主流设计的滥俗，而主流设计的理念同样让涂鸦摆脱了自己的狭隘，得到更宽广的创作空间。但涂鸦与街头文化的血脉关系却是根深蒂固的，它缘自街头文化，并从街头文化中汲取营养。许多涂鸦者在成为成名的设计师之后仍然常有冲动跑到街上拿喷罐乱涂乱画，因为那是一种自由、即兴的创作状态，不参考任何素材，也不拷贝任何风格，只为了获得一种纯粹的快感。当然这种自以为是的宣泄往往以粗暴地干涉他人的视觉、影响公共环境作为代价，所以维护公共环境的警察总是涂鸦者持久的对手。对于设计师而言，现在参考的素材太多了，往往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原创性和个性。而真正最好的创意，往往是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完全凭自己的直觉设计出来。涂鸦的魅力正在于此。
"如果你能卖瓶装水，
那你什么都能卖。"这是斯坦福大学教授莱斯格在《免费文化》一书中对网络交易的大胆预测。但涂鸦也进入此列，还是让人缺乏心理准备。今年3月14日

　　，纽约网站woostercollective.com开始了一场网络艺术展——"手机艺术画廊"。其中的展品，正是上传到网络的涂鸦作品照片。woostercollective.com创办于2003年11月，收录了大量街头涂鸦作品和涂鸦画家的访谈。今年3月10日，站点开始提供手机下载涂鸦作品的服务，下载一幅作品的价钱是1.99美元，用作手机壁纸。其中11%的钱归涂鸦作者，12%用于公益，资助艾滋病患者，剩下的钱留作网站维护。

　　网站创立人马克·席勒并不忌讳谈钱。他说:"就像歌词作者可以从电台收取版税一样，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帮助涂鸦画家寻找一种赚钱的手段。"涂鸦作品用于手机壁纸的创意并不是马克·席勒首创。2004年，诺基亚曾在美国为手机用户提供过免费下载涂鸦作品的活动，但这实在太小众了，并没引起涂鸦世界的注意。

　　oostercollective.com的下载服务似乎更具广泛性。马克·席勒介绍，自开通下载服务以来，每天下载人次近百;手机网络运营商AT&T,Cingular和T-Mobile均支持这项服务，借助三大运营商的全球网络覆盖，他们正在为全球的涂鸦爱好者提供服务。woostercollective.com的新奇做法既没有广告支撑，也没有商业竞争，但马克·席勒说:"巨大的下载量背后，是涂鸦被全世界更多人接受和喜爱的事实。"

　　woostercollective.com收录的涂鸦画家大都对网站心存感激。自2003年创立以来，网站为来自全球的近150名涂鸦画家提供了作品展示和访问，其中包括70年代就叱咤涂鸦界的元老Dan Witz，美国著名街头艺术组织Faile等，这里成为涂鸦爱好者与画家的交流与共享的集散地。涂鸦画家M. De Feo已经通过在woostercollective.com展示作品，应邀去世界多国表演涂鸦。他说:"网络为涂鸦提供了一个传播的新渠道，几分钟内可以穿越世界，看到那头街边的一个志同道合者，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涂鸦像一切艺术形式一样，它的价值就在于传递新鲜的信息和想法，没人能在躺椅上创造艺术。"现在锦上添花的是，woostercollective.com又给涂鸦画家们带来了钱。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70年代就在纽约涂鸦的Dan Witz现在是个油画家，他说:"我的油画总是干净清晰，它们是产品。如果有人看上了，我倍感幸运。但涂鸦不是。涂鸦是情绪的表达，我生活的另一个状态，如果涂鸦的时候要考虑钱，那它的精神就丧失了。"Dan Witz担心的是涂鸦为了成为人见人爱的手机壁纸，而变成技艺娴熟的浅薄之作。而涂鸦组织Faile的成员之一Patrick则认为涂鸦手机壁纸根本卖不了钱。"人们为什么要花钱从网上买那些可以自己拍到的涂鸦图像？我把作品放到网上，得到的乐趣肯定比钱多。"

　　更多的争论在于，网络对涂鸦来说真是好事吗？分享确实带来欣喜，却抹杀了街头感。Dan Witz讲述近30年的涂鸦感受:"涂鸦像个自由的玩笑，让我远离所有灰心丧气、力不从心，废话......没有责任感，没有期望，不知道下一刻发生什么，不用担心任何与颜料、弄脏的手和喷漆味道无关的东西。"而观看者，在路过涂鸦满布的墙时，也会有一刻的心领神会。网络却将喷画时的琐碎兴奋简化为一个键盘敲击，而屏幕上密密排列的涂鸦，还留有多少街头气氛呢？分享也让带边缘气质的涂鸦画家们担心，获取涂鸦如此容易，人们将会忘记它背后的精神。它这么时髦，以至于不时髦了。

1970年代以来，涂鸦艺术在美国兴起，同1960年代兴起的波普艺术有关联，有些艺术评论家认为，涂鸦艺术是对波普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们在精神上有着一致性，都倾向于关注大众文化。它不仅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当代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涂鸦艺术家的作品甚至成为拍卖行座上宾，得到大众和艺术界的双重认可。如涂鸦艺术家凯斯·哈林（KeithHaring，1958年－1990年）的作品可以卖到35万美元，香港涂鸦艺术家曾灶财的作品也于去年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5.5万港元的高价，比最低估价高出4倍多。
1973年，涂鸦艺术第一次得以展出，作品是从地铁上的“涂鸦”图案转换到画布上的东西。到1970年代后期，涂鸦绘画成为纽约下东城美术馆里的“常客”，越来越多的涂鸦艺术家集结地也建立起来，有些画廊开始专门展示涂鸦艺术家的作品，涂鸦艺术从“地下”开始转向“地上”。到1980年代前半期，离开街头的涂鸦绘画已成为纽约画派最流行的一种绘画风格，也成了当时艺术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纽约东村所强调的朋克精神与涂鸦的精神内涵相符，东村因此成为涂鸦艺术家聚居的大本营。但是，涂鸦艺术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又重新回到被遗忘的地下状态。不过，涂鸦艺术家也因为这次亮相而走向两极分化，一部分因此赢得国际名声，从此其作品跻身大博物馆和画廊，成为正统艺术机构和艺术观念所接纳的宠儿；另一部分艺术家则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风格、材料和战场———城市的墙壁和地铁。得到艺术界承认最有名的是：巴斯克雅（1960-1988），凯斯·哈林和肯尼·沙夫，然而他们在进入了传统的美术圈子后，所具有的原始和疯狂的特质很快就被消磨掉了。哈林曾回忆道：“唯一能从中侥幸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实际上未曾属于它的人。人们喜欢我、巴斯克雅和肯尼·沙夫，这些情况很复杂，因为巴斯克雅和我不愿脱离涂鸦艺术，但与此同时，将我们自己卷入这个运动对我们又是一个限制。尽管巴斯克雅起初也在街头作画，并且曾经力劝我走上街头，但他仍痛恨被称作一个涂鸦者。我们曾对涂鸦世界充满崇敬，然而我们也不愿让进入艺术圈的‘涂鸦画派’将我们吞噬掉。”
风行设计圈的代价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各大城市反涂鸦运动的展开，美国街头或地铁等处花花绿绿的涂鸦签名正逐步淡出人们视线，涂鸦也在某种意义上被“驯服”，诞生了一种所谓涂鸦图案的新形式。那些曾经逃窜于警棍下的街头青少年也正逐步登堂入室，成为设计界的宠儿，衣服、裙、高跟鞋以及手袋上，都能找到黑白或七彩的涂鸦风格作品。
论及最为成功的例子莫过于MarcEcko，他自12岁开始就混迹街头投身涂鸦，20岁时就以6件自创涂鸦T恤奠定个人品牌根基，如今已经是数十亿资产的服装品牌MarcUnited的拥有者。他认为，现在年轻人就是爱凸显自我特色，太一般的设计无法引起共鸣，“我们的设计就是要引人瞩目、要夸张、要炫目夺人、要让人惊叹！”
回顾设计界，俯首皆是涂鸦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例子，它就是设计界的“主流”。2001年LV与涂鸦艺术家StephenSprouse合作推出一款涂鸦式的LOGO保龄球包，纯黑底上随意描画着简洁浑朴的纯白色英文圆体，虽然没有了涂鸦的那种粗砺，却有种雅致与野趣的结合；克丽丝汀·迪奥(Chris－tianDior)也推出涂鸦图案的长裤、短外套和皮包、鞋子；连法国优雅的NinaRicci，也把巴黎花都的风景画面作为皮包上的图案；法国时尚品牌agnes’b则是以中国书法笔触，在系列商品上草写品牌名，把涂鸦的童趣发挥得自由潇洒。
香港涂鸦者MC仁1990年在法国接触涂鸦，1994年后回香港，成为朋克乐队“大懒堂”的主音。此后他在新加坡、美国、非洲等地都留下涂鸦，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亚洲涂鸦第一人”。他认为涂鸦的本质即“不合法”，这种本质一面让涂鸦者迷恋其中，一面也是抗议———抗议商业化对公共空间的侵犯。他说：“商业广告铺天盖地，侵犯了我们视线的空间，为什么我们既不能选择也不能抗争？”
MC仁鄙视商业，言语中透露的是对香港消费文化的厌恶，对于涂鸦与商业的结合，他认为不过是商业穷途末路，寻找赚钱手段而已，他列举了朋友为LV设计的GraffitiAlma（涂鸦手袋）的例子，“2002年这款手袋在全球受到追捧，但没有人会注意到背后参与设计的涂鸦者———商业对涂鸦艺术和涂鸦画家都缺乏尊重。他们只会把涂鸦变成潮流，使涂鸦屈从于时尚，这对涂鸦和商业来说都是不健康的。”
张大力：中国涂鸦的“独行者”
也许在北京等待拆迁的斑驳老墙上，你会看见这样一个人头像———面左，无发，中国式的鼻头，突出的双唇，狭窄的额头，或许这个大人头还会被掏空，透过这个用残墙构成的头颅，看到的是现代建筑，这就是张大力的涂鸦作品《对话》。
张大力1987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7年至1989年在北京圆明园做职业画家，1989年7月随夫人远赴意大利，1995年，携妻子儿女回北京定居。他最受人关注的作品就是《对话》系列，这个系列的发端是街头墙上的“人头像”，后来发展成为图片装置，有民工还有张大力本人现场参与的行为艺术活动。
张大力刚开始是画中国现代水墨画的，后来做了一些用卫生纸还有胡萝卜做的装置作品，再后来萌发了喷涂人头像的念头。最初是在意大利街头实施这一想法的，他说：“画实体画的灵感枯竭了，就想着搞涂鸦了。最初，我把一个象征着我的人头的形象喷到了意大利街头。”
1995年回到北京后，张大力继续干着喷涂大人头的活，他在要拆迁的墙壁上画了很多大人头，几乎就找不到没有见过大人头的北京人。不过，刚开始许多人认为这是捣乱，居委会大妈嚷嚷着要把画大人头的元凶找出来，拆迁委员会也忙着寻找张大力。张大力说：“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反政府的，是一种有目的的对抗。”当时，许多媒体也对这个大人头进行了报道，不过大多是对它进行了攻击，认为这是城市垃圾。
多年的磨练，张大力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在距离墙壁20厘米左右处，仅用不到1秒钟的时间就能画好一个大人头。对于被有些人称作是“中国唯一在玩涂鸦的人”，张大力并不显得兴奋，他说：“中国的涂鸦大多小打小闹，看不到真正在搞涂鸦的人，我觉得很孤独，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人跟我一起搞。”不过，现在张大力已经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大人头上了，开始做雕塑《活标本》，关注民工。
李球球：墙多、人少、好下手
8年前，李球球没想到自己会被当成艺术家。那是个夏夜，他跟几个朋友拿着喷漆到北京天坛东门的一个桥底下涂鸦。事先早早踩过点，那里墙多，人少，好下手。这是李球球第一次涂鸦，本想跟朋友们瞎涂一气，临时决定涂个“SKI”形状。正高兴，他突然感觉有什么硬硬的顶着自己后腰。回身看，警察拿着冲锋枪。事情的结果是几个人的身份证被没收，将墙面清洗干净才领了回来。现在李球球很少再偷偷到天桥下涂鸦了，他的作品散落在T恤衫上，摄影展、滑板比赛、酒吧的背景墙上，甚至电视节目的片头中。涂鸦签名，一律是0528。
李球球说有两件事让他喜欢上涂鸦，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滑板团体。学绘画的他在读书时认识了美国同学L，L带来许多来自美国的涂鸦杂志。之后李球球创办了滑板团体“滑板黑社会”，这让他在身份上感觉跟涂鸦更亲近，同时也找到了涂鸦的主题，他的作品多为“社会”字样或滑板图形。虽然李球球的涂鸦多用于商业，但他说自己更喜欢街头的感觉。新街口百花胡同和五道口轻轨站旁，都有他的涂鸦痕迹。“从挑选墙壁，一直到完成作品，整个过程都像跟这座城市亲近。”他努力表达那种街头的感受，“我事先从不构思，站在墙壁面前想一会，就随意涂画。喷漆有股特别好闻的味道，沾到手上，好像立刻渗到血液里。最有趣的是一些观看者，有居委会大妈朝我喊，小孩儿，别乱涂乱画；还有骑自行车的小伙子，伸着大拇指说，嘿，哥们儿，真棒。”
现在涂鸦是李球球收入来源的很大一部分，虽然不多，但他感觉满意———既宣泄自我，又有商业成功，这大概是所有艺术的理想状态。他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北京出现一个专门用于涂鸦的公园，“以我们城市的情况，给一块空间，因为随便涂画，是对一个有艺术天赋的孩子最大的鼓励。”另一个是组建一个涂鸦团体，发扬中文涂鸦，“不仅仅因为中文对涂鸦来说，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还因为这是我们的语言。”早报整理自《三联生活周刊》
国外涂鸦发展史
涂鸦早在一些文明古国如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便有存在。它在英语中是以复数Graffiti表示，其单数词为graffito。这两个词都起源于希腊文γραφειν(graphein)，意指“书写”。不过，该字何时和如何演变为“涂鸦”的意思，历史学家并没有定论。
涂鸦在字典中的解释就是在公众墙壁上涂写的图画或文字，通常含幽默、猥亵或政治内容，正是这样的界定给予涂鸦特殊的“草根性”，决定其“源于街头”的特点。
20世纪以后，欧美各国开始流行一种“到此一游”的涂鸦，二战后，世界各地就有一批人在各处的墙壁上涂鸦，他们多是留下自己的名字以宣示在涂鸦处的控制权。但到了20世纪末，涂鸦已经和这种“占地盘”味十足的动机脱离关系，慢慢演变为一种个人创作。一些涂鸦者是“为涂鸦而涂鸦”，或是为了增加自己作为涂鸦艺术家的声明和技术而涂鸦。
有时涂鸦和笔名一样，能反映作者的修养。有时涂鸦所包括的是创作的年份、作者的名字及其简称，或反映作者的一些经历、回忆或追忆。一些涂鸦内容甚至含有隐语。
世界各地对待涂鸦多数持反对意见，认为涂鸦会破坏城市景观，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平和的措施，例如德国的政府部门会和一些涂鸦组织合作，开辟一定的场地、发放执照给爱好者进行创作，同时每年举行“涂鸦比赛”，从思想、乐趣、艺术等方面进行评比，提高涂鸦的艺术性。对于其他乱写乱画者，除了要求他自己花钱清除外，还罚他为社区服务。
一般认定未经设施拥有者许可的涂鸦都属于犯罪行为。如今，涂鸦在一定程度获得了认可，否则就会被认定为“乱画”。涂鸦艺术家张大力认为，涂鸦者应该具备艺术家的身份，其次涂鸦的符号应具有一定内涵，涂鸦者的行为也应该是持续性的.